据中共党史记载，在1930年、1931年和1933年间，从上海党中央进入中央苏区瑞金的领导干部，先后通过中央红色交通线大规模运送的共有3次：第一次是1930年前后。这个时候到中央苏区的领导干部有100多人，其中有项英、任弼时、邓发等。另外，从这个时候起，我党派出到苏联学习和旅欧学生不断地回国，约有数十人。党中央把这些同志调进中央苏区工作。萧劲光、刘伯承、伍修权等就是在这个时候回国进入中央苏区工作的；第二次是1931年4月，顾顺章叛变之后，党中央和在上海工作的干部受到严重威胁时,“我们不把中国当对手，也不当敌人”，为了安全起见，先后有贺诫、梁广、罗明和谢小梅夫妇、陆定一和唐仪贞夫妇、邓小平（1931年7月，邓小平由当地无名“老交通员”护送，顺利从白色恐怖下的上海进入到中央苏区）、金维映、王首道、李文如、李克农、胡底、钱壮飞、刘少文、贺昌、葛耀山、毛泽民、谢育才、余泽鸿夫妇、李家富、李文海、庄振凤、李富春、杨友青、阙思颖、周恩来（同年12月21日由当地交通员护送到达瑞金）、何叔衡、聂荣臻等转移到苏区瑞金；第三次是1932年到1933年初，中共中央临时中央政治局由上海迁往中央苏区瑞金，钱希均、蔡畅、邓颖超、李一氓、刘晓、沙可夫、吴亮平、钱之光、刘少奇、杨尚昆、张闻天、博古等近40名干部转移到中央苏区，还有兵工厂、制弹厂、造币厂、印刷厂等的技术工人多批。其中在1932年底，中央政治局成员博古、陈云经由红色交通线抵达中央苏区瑞金，林伯渠同志也于1932年进入瑞金。次年9月，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也从上海到了瑞金。1934年2月5日，瞿秋白同志到达瑞金。从1930年到长征前，由上海进入中央苏区的领导干部还有叶剑英、何叔衡、李富春、张爱萍、董必武、谢觉哉、王观澜、杨尚昆、陆定一、王首道等共计200多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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